这段时间在阅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许知远的《中国纪事》。前一部是编年式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史，给人的是极少带有价值评判的事件描述；而后一部则是对中国社会现象思考的随笔集，展现的是作者感性的个人看法。连续看下这两本书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理性与感性之间，身边的世界变得那么难以分析与批判。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总是每一代中国青年关心的话题，虽然看上去，人们更多的把热情挥洒在“超女、快男”之上。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我貌似都不陌生。然而，当我试图去分析这种变化时，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力，因为我对这段波涛汹涌的历史其实并不了解。拜天朝伟大的舆论管制所赐，我得知的只是历史事件的官方说法，并且由于对内地媒体的不信任，所以也不把这些报导当一回事。我知道的新闻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香港媒体，虽然香港媒体远比大陆媒体要客观与敢言，不过带着有色眼镜的猎奇式的报导终究不能孕育出客观的分析评论。一切的一切，终于造就了我偏见和无知。
如果不是因为王院长对于经济史的重视以及张五常等人对于“亚当斯密传统”的推崇，我估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对社会历史产生这么强烈的阅读冲动。
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因为我毕竟亲身经历过，不至于任由作者给我陈述一段经过他过滤过的历史，以及灌输他对这段历史的解读。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有一种戒心，担心它们因为作者的某种目的或者失误而与真实的历史相左；更甚者，我担心被一面之词洗脑。就这样，我怀着这种诡异的心态开始了这两本书的阅读。
《激荡三十年》的上半部我觉得尤为精彩。记得林毅夫老师课堂上的一句话：“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的范式”。在没有理论依据的情况下，我只能顺着那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去摸索事件背后的逻辑与功过。不过，书中作者的一段评论实在让人感叹。
“中国的崛起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了部分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一句话可能很打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经济成就的自豪感，不过却是用最平实的语言说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说是“解放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也好，还是说“私产制度的引入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也好，最终意义上还是“历史的主体”为了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释放他们沉睡多年的激情而已。
《激荡三十年》的另一个看点我觉得是对于当年民营企业初创阶段的记录。那是一段充满滑稽与荒唐的时光。摩托车上多装几只鸡就会被当作“投机倒把”；柳传志通过人民日报上面过于养猪问题的社论来判断政府对变革的态度。在那个政治气氛依旧浓厚，意识形态还散发革命余光的年代，民营企业家需要冒着坐牢挨批的风险，提心吊胆得开展他们的事业。纵然现在他们被体面地称为“制度变迁的英雄”，可是英雄背后有过多少辛酸又有多少人过问呢？
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扶持来打压，外国资本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的美好时光。民营企业在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狭缝之间生存并且壮大起来犹如一件奇迹般的壮举！难怪认识的好几位老师都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给予极高的评价。
与吴晓波专注于经济事件的描述不同，许知远的文章主题是五花八门，有讲民族认同感的、有讲城市故事的、有讲文化名人的，所有这些主题的共通点就是“中国”二子。
许知远是《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专家，《中国纪事》的部分文章也在FT的网站上面转载。他的文章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反思的味道，很和我的口味。这本书的是本文集，里面的文章之间基本没有什么逻辑联系，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就可以阅读。每次，我吃完午饭之后，一般就会看躺着两三篇，然后带着一点思绪享受一个午觉，唉！想起来都觉得自己颓废！不过躺着思考是我的习惯，舒展着身体然后让思维游走于自我意识创造的世界之中，那种感觉有如泛舟于广阔的湖面之上，宁静而惬意。
为读书而读书，没有功利主义的困扰，阅读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文章 (RSS)